读书札记

1、寒族与豪族：

陈寅恪先生很强调社会阶级的重要性，认为社会阶级的差异对于历史进程有决定性的作用。开篇就将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进行区分，认为河内司马氏属于儒家豪族，曹魏属于非儒家豪族，前者服膺儒教，遵行名教，而后者出身寒族，以法术为治。

曹魏最主要的是要摧毁儒家豪族的精神堡垒，即汉代传统儒家思想才能取得成功，而其它豪族政权（包括一些儒家小族）就是要维护旧有的传统，袁绍就是其中之一，但他失败了，而他的失败只表明儒家豪族暂时受到了挫折，因为当传统豪族找到司马氏时，终于夺权成功，回归了名教传统。

司马氏的成功除了因为得到了豪族强民的支持之外，还因为司马懿本人的坚忍阴毒，并且一些寒族出身的官吏崇尚与曹氏相同，本属曹氏一党，但后来却改变政治立场，站到了司马氏一边（如贾充、陈骞和石苞等），也就是说司马氏获得了两个不同阶层的支持，政治力量对比出现了倾斜，最终获得成功。

陈寅恪还进一步分析认为魏蜀属于同一个阶级——寒族，吴晋属于同一个阶级——豪族，魏蜀的出现与灭亡，反映了豪族儒门统治的动摇与稳定。而寒族胜过豪族政治。

2、自然与名教：

西晋统治者标榜儒家名教，中正以“品”取人，品指行性，即指儒家用来维系名教秩序的道德标准，选举变成了“门选”，起着豪族统治的作用，但是西晋统治者尚奢侈，贪鄙爱钱，做官的目的便是“为身择利”（攫取经济利益），遂使西晋政治和社会风气。

东汉清议的要旨为人伦鉴识，即指实人物的品题，而郭泰不同，只是抽象研讨人伦鉴识理论，所以陈寅恪据此认为清谈之风实由郭泰启之。

魏晋清谈分为前后两期，魏末西晋为前期谈论的主要是当日政治上的实际问题，士大夫表示本人态度和辩护自身立场，东晋为后期谈论的主要是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失去了政治性，只是名士身份的装饰性。

从阮籍开始清谈转为玄理研究，回避了政治，所以清谈起于郭泰，成于阮籍。

两晋名士所追求的自然与名教不同，本不能合一，但名教与自然相同之说却存在于名士之间并甚至成为后来清谈内容的核心，把自然为体，名教为用，自然为名教之本。陈寅恪因此发现了此中矛盾之处，认同清谈误国是西晋灭亡的原因之一，因为官员们一面侈谈名教与自然“将无同”，一面究极享受，将名士与高官融为一体。

3、西晋内乱：

“八王之乱”之所以一直乱到西晋灭亡，陈寅恪认为是因为西晋初期的分封制使得州郡由皇帝控制，封国属于诸王，而州郡无武备，郡国却有军队。

陈寅恪也通过分析，认为赵王伦等众多叛乱都与天师道运动有关（包括李特起兵，天师道可以说是成国的国教）

4、民族迁徙与融合：

陈寅恪认为戎狄迁移是历史趋势，只是五胡乱华的原因之一，不是根本原因，虽然当时有这样或那样的担忧。

魏晋时期， 呈现一种倾向：胡族与胡族之间的融合将让位于胡汉之间的融合；以地域区分民族将让位于文化区分。

文化上，胡族上层都很高，汉化程度都较深，社会组织和经济生活也深受汉族影响，但是因为华夷界限难以消除，夷夏之防严重存在，胡汉融合十分漫长且难度很大，这集中表现于胡汉分治。

魏晋南北朝的大变动，陈寅恪认为即由人口迁徙造成的，不徙有事发生，徙则有大事发生，南北朝无一大事不与徙有关。永嘉之乱以来，人口避难流徙的方向分为东北（依附鲜卑慕容），西北（凉州张轨），南方（孙吴故壤）。南方最多，东北次之，西北最次。

5、南朝历史分期：

陈寅恪认为南朝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为东晋，二为宋、齐、梁，三为陈。东晋时期为北来士族与江东士族所建，宋、齐、梁由北来中层阶级的楚子与南北士族共同维持，陈则为北来下等阶级（经土断后亦列为南人）与南方土著掌握政权的朝代。

东晋时期，北来士族与东吴本地土族虽然有种种差异，但是可以调和，当时东吴士族甚至羡慕钦佩中州士族，并且因为南北界限相比夷夏界限，显得微不足道，所以王导等东晋开拓者便笼络吴人，协调南北各阶级特别是南北士族在南方的利益，总是设法避免与东吴士族发生冲突。东晋就是在这两个士族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但是经过孙恩、卢循之乱后，东晋政权开始转移。说到孙恩卢循之乱，陈寅恪认为叛乱者都是经过土断后，而变成南方低下阶级的北人，并受到五斗米道的影响。

在孙恩卢循之乱之后，无论是短暂夺权成功，并将国号改为楚的桓玄，还是后来的北府兵和刘裕，都属于不同地域的楚子集团。陈寅恪认为，桓玄属于龙亢楚子，刘裕属于彭城楚子，北府兵属于京口楚子集团，楚子虽然有不同的说法，但大都强调尚武善战。所以如此一来，宋齐梁的政治史，概言而之，是以北人中武装善战的豪族为君主，而北人中不善战的文化高门为公卿，相互利用，以成统治之局的历史，这是因为南人不善战的缘故。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梁末，侯景之乱后，南方土著豪酋兴起，因为南朝士族在经过数百年的腐化后，在侯景之乱后被全部消灭。陈朝就是为北人低门与南方蛮族相结合所建立的朝代。

6、南朝官制：

陈寅恪认为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要求集权于皇帝一身。至于如何集权，则视时代的不同而各有其方式。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在一个系统或一个机构中，名实不符，在不同系统之间，此一系统的权力会被旁一系统所侵夺，南朝的情况就是如此。

一般说在南朝，高门仍做大官，寒族做小官，但是君主为与贵族争权，在同一个系统中，把重权寄给原系微不足道的小官，小官渐次成为真宰相大臣，所以就出现官制名实不符的情况：高官如宰相、领军，有名而无实权；低官如舍人、制局监无名而有重权。

权力由高级官吏，实质上即由最高贵族移于最低阶级，这是由于当时的皇帝不想由高阶层的人做高阶层的事，而倚之以另一阶层造成。所以南朝的官制名实不符，包含了社会阶级变动意义。

7、南北对立形势分析：

南北相比较，经济、武备，北方远胜于南方。在经济上，因为在古代以耕织为基础的农业社会里，人口的优胜也就是经济的优胜，南方的人口比北方要少得多，所以北方经济胜于南方；在武备上，北朝军事可用组织之密、骑术之精、斥候之明来概括，远超南朝。

既然如此，为什么北朝无法一举并吞南朝？这主要因为内部民族与文化问题没有解决。在我国历史上，统一不能从血统着手而要看文化高低。文化低的服从文化高的，次等文化服从高等文化。而文化最高的是汉人中的士族。要统一汉人和各种不同的胡人，就要推崇汉化，要汉化就要推崇汉人，而推崇汉人莫过于推崇士族。

苻坚的南伐原因就在于他想要把东晋（文化正统所在）取而代之，以解决民族问题，但他失败了。孝文帝厉行汉化，迁都洛阳，其目的也是在统一胡汉，确保北魏统治，他也没有解决，因为汉化不全面，洛阳的鲜卑人汉化了，留在北镇的鲜卑人却保持鲜卑旧俗，所以在边镇的鲜卑化武人集团和洛阳的汉化文官集团之间产生尖锐的矛盾，最终引起了六镇暴乱。后来直到北周灭了北齐、隋时，内徙的六镇鲜卑汉化，北朝的民族问题得以最后解决，南北统一因此能够实现。所以当北朝民族问题尚未解决之时，则南北分；一旦解决，则南北合。

而南朝北伐一直失败的原因原因也不简单，一为物力不及，二为武力不及，三为运输困难，四为南人不热心北伐，北人也不热心南人的恢复。

8、北魏汉化：

北魏汉化分为前期和后期，汉化在胡族中是一种潮流，但在这种潮流中，也有反汉化的逆流，北魏前期的汉化，便是逆流大于正流的时期。

前期主要的推动者是崔浩，他想要“齐整人伦，分明姓族”，即建立姓族与人伦、高官与儒学合而为一的贵族政治，这里的所谓汉化，就是要推崇有文化的士族，要与鲜卑族合而为一，带有不自觉性和被迫性的特点，所以对于原鲜卑部酋长来说，如果不消灭崔浩，那就是他们自身将被汉人所同化。

到了北魏后期汉化，也就是孝文帝改革后，目光落到了如何使鲜卑贵族接受汉人士族文化之上。即如何使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合而为一，不仅使鲜卑贵族有政治地位，而且使鲜卑贵族有社会地位，以此巩固北魏统治，并进而并吞南朝。

9、关于六镇问题：

六镇兵经过三次转手：第一次由破六韩拔陵转到葛荣手上，葛荣赖之以继续与洛阳统治者作斗争；第二次从葛荣转到葛荣镇压者尔朱荣手上，尔朱荣欲倚之以壮大自己的势力；第三次从尔朱氏手上转到高欢手上，高氏赖之以建立东魏与北齐。六镇起兵其实提高了六镇军人的地位，因为北齐北周的统治者都是六镇军人（宇文泰也是六镇军人）

东魏及北齐之初，兵制继承北魏，兵民（兵农）分离，兵由鲜卑充当，汉人主要是从事耕织，到了河清三年，北齐武成帝把军镇与州县、当兵与种田结合起来了，即兵由州县受田农民充当，民兵、民农不再各成一个系统。胡人当兵、汉人耕织的时代，军镇与州县分治的时代过去了，这是北朝兵制上的一个很大的变化。

10、北齐的鲜卑化与西胡化：

高欢及皇室贵族等在血统上虽是汉人，在“化”上因为累世北边，已经是鲜卑化的人了，他们自以为自己是鲜卑人，并且北齐鲜卑化风气极盛，鲜卑化贵族反对的是汉人和汉化的胡人。

由此可见，北齐的民族成见很深。这种民族成见以“化”分，非以血统分。其表现为占据统治地位的鲜卑化人，反对、排斥于杀害汉人或汉化之人。这是因为北齐建立依靠六镇军人，六镇起兵就是对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反动，北齐鲜卑化是反动的表现。

北齐西胡化风气很盛（是指那些鲜卑或鲜卑化贵族沉溺于西域的歌舞、游戏与玩物中，甚至想做“龟兹国子”），影响隋唐历史。

11、北周关陇本位政策：

宇文泰所凭借的人才、地利，远在高欢之下。如果要与高欢抗争，一则须追随鲜卑反对汉化潮流，二则既要有异于高齐的鲜卑化、西胡化，采取汉化政策，又要不同于萧梁文化系统。

所以宇文泰比附周官之文，将自己与鲜卑化的东魏和梁朝都区分开来，又以鲜卑部落旧制为依归，建立有贵族性质的府兵制，改易府兵将领的郡望与姓氏，并使之与土地结合，是要建立起一个足以与东魏、梁朝相抗衡的强有力的关陇集团。（物质本位政策）

宇文泰的关陇文化本位政策，要言之，即阳傅《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内容上拟周官的古制，但很多为了适应需求，稍有更改。但采用《周官》古制，只在维系人心，对整个关陇本位政策而言，物质是主要的，文化是配合的。

到了周武帝或隋文帝对府兵制进行改革，都未影响关陇集团的存在，只是这个集团原来所带的鲜卑化色彩，经改革后，已经褪色。隋文帝的改姓，表明这个集团事实上，名义上都是关陇地区的汉人的一个集团。由胡化而汉化，由西部而东部化，由北朝而南朝化，变异大体如此。

12、南北社会差异：

南北朝有先后高下之分，南朝比北朝要先进。在经济上，南朝商业比北朝先进；在社会上，南朝不讳庶孽比北朝鄙于侧出要进步，江南士大夫与庶人的异计殊产，比之北朝保持大家族制度不变，也是一个进步。

南朝士族与城市相联系，北朝士族与农村相联系。江陵建康两大士族集团的灭亡，便与城市有关，城市被打下之日，也就是他们灭亡之时。但在北朝，都市被攻破，士族很少受到影响，因此北方士族的势力可以延长或延续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