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迪迪埃·埃里蓬《回归故里》

还有：“我曾着力研究人在屈从(assujettissement)和主体化(subjectivation)过程中产生的羞耻感，但从没研究过社会压迫带来的羞耻感，为什么？”我甚至应该这样表述：“在定居巴黎之前，我因为自己所处的社会阶级内心充满羞耻，来到巴黎之后，我结识的人们来自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在他们面前，我向来羞于承认自己的出身，有时，我或多或少地在这件事上撒谎，为什么我从未在我的书或者文章中对此有所提及？”可以这样讲：对我来说，讲述性取向带来的羞耻比讲述社会阶级带来的羞耻要容易。如今，似乎只要涉及性向问题，人们高度重视对“歧视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与之相关的“否认还是昭示自己本来的身份”这些问题的研究，甚至连一些当代政治领导人都会时有提及，但若是涉及社会底层阶级受到的不公待遇，类似的观点很难在公共讨论中获得哪怕一点点支持。我想知道为什么。对于年轻的同性恋人士，通过逃往大城市或者首都的方式来获得保持同性恋身份的机会是相当典型而普遍的做法。——《回归故里》p9-10

阶级、性别、种族、年龄，现在最被禁忌的不是性别和种族。作为中国人而言，我们对种族问题的讨论除非放在把少数民族（西藏、新疆、内蒙、回族）也加入进去的框架中，否则是没有任何触动和激进的。新的国家经济的崛起已经导致民族主义一种未加反思的振兴。性别，当然是一个问题，或者说，当非性别化是一个问题时，性别才是问题。男性，女性，问题已经弱化了，同性恋、跨性别者，才是任重而道远。然而性别文化也不再带来罪恶，造成精神人格的解体，人们乐于分享《断背山》《春光乍泄》。但是其中最不被讨论的就是阶级，除非一个女性恰好生活在农村，或者一个同性恋正好是工人家庭出生，他/她的性别身份才会成为问题，然而这个问题仍是和阶级问题挂钩，并且以阶级为前提的。高等学校，尤其是一流大学的主导文化，是受精英家庭熏陶的精英学生青年的文化，农村的、底层的、城乡结合部的青年是没有“文化”的，他们的手足无措，在任何一个刚刚进入大学的低阶层孩子身上都会复现。他们无法安置自己，不知道自己的位置，不知道该如何表现才在老师和同龄人那里是合适的、得体的。我知道很多低阶层的人有自己的生活圈子，他们通过私下的聊天能够分享一些生活，然而这种分享是不被大多数圈层外的人们所了解的。低阶层的人往往不经过长期的交往或对话就能够准确地认出彼此，通过语言、举手投足、对待经济问题的微妙方式。他们的彼此交流更多是一种窃窃私语。低阶层的孩子羞于承认自己的父母是农民工、保洁员，每次需要填写关于自己的家庭出生的表格，对他们而言都是一次示众。“搬砖工”一词被学术精英们盗用来表述自己的生活，然而显而易见，之所以“搬砖”能够成为一种比喻（远取譬），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和真实的搬运工没有任何联系和沟通的可能，正是基于二者是在不同的次元生活，这个比喻和调侃才能被广为接受。在讨论“饿了吗”员工为提高外送效率而“生死时速”的问题上，高阶层的人，或中产阶级，比农民工子女更加敏锐地站在了事先为他们预定好了的正确的位置上（其实那样的爆款文也正好是为他们而写、以他们作为目标受众的，因为他们是读这类批判性反思底层工人生活的文章的最大阅读��体），他们甚至更诚恳地表达自己的同情，对社会的不公正进行“批判”，然而，那些真正底层的孩子反而看起来是更加木讷和不热衷的，因为他们知道事情远比曝光的复杂，因为他们知道即使经过这次曝光，那些人的生活并不会根本改变，被消费的只是消费者自尊心和介入感被满足的心理。至于底层孩子，他们从小没有受过什么文化教育，很多家庭的孩子，直到高中以后自己能够进入市区图书馆，或有零钱买书之前，没有任何机会接触教材之外的文学名著，他们错过培育弹钢琴、书法、唱歌、下棋、跆拳道等基本“爱好”的早期教育，甚至不会打游戏，因为他们从小没有钱买游戏机，繁重的课业任务使他们没有机会接触游戏，底层父母的严格训斥，以及城乡网吧的恶劣环境也劝阻他们沉迷游戏，而城里的精英家庭，在父母的良好控制，包括作息、读书、业余爱好的平衡与计划之下，给孩子合理的游戏时间，使他们即使在玩耍娱乐方面也要超出农村孩子。城市孩子看漫画、动画片、偶像剧的时候，乡村的孩子家里也许根本没有电视机，或者即使有也无法收到那么多丰富的节目。他们看上去笨拙，玩没有玩好，学没有学好，面对其他人谈论的事物感到自己的孤陋寡闻，而这不是通过读书就能短期内习得的，它是来自早年漫长的积累与熏染。城里的精英阶层往往从小就训练孩子待人接物的本领，而农村孩子往往家庭环境恶劣，缺乏平和的状态下与人互动的本事。他们处理人际关系更加捉襟见肘，除了本科时认识的朋友，不会有任何危机时刻的情感支撑，因为阶层的分化，他也不会和童年的玩伴、中学的好友保持长期的友谊，因为他们多数都不会和他走同一条路，往往在中途就辍学或打工，少数几个同窗也许仍不会像他那么优秀，而那些重点中学出来的人，他们的高中同学往往就是双一流大学的人选。 最重要的打击来自羞愧，他们什么也不懂，但是又怯于在公众面前告知对方自己之所以什么也不懂的隐秘。更多的是人格上一种彻底的摧毁和俯就。

那天晚上，我在电视节目中介绍了我的书一一《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思考》，考虑到第二天可能会收到村民的评头论足和讽刺挖苦，他对我母亲说：“要是有人敢胡说八道，我就扇他个大耳光。”我从没和他聊过天，从来没有！他做不到（至少跟我做不到，我对他也一样现在惋惜这一切已经太迟了。但如今我有太多问题想要问他，不只为了写这本书。说到这里，鲍德温还有一句话让我吃惊：“他去世了，我发现我从来没和他交流过。他死后不久，我开始后悔。”p17

作者这里多次提到美国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和他的小说《土生子札记》（notesofanativeson）。詹姆斯·鲍德温的小说《向苍天呼吁》与赖特的《土生子》和埃利森的《看不见的人》被并列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黑人文学的典范。

如同鲍德温对于父亲的思考，我终于意识到，我父亲身上那种我所排斥和厌恶的东西，是社会强加于他的。他原本就安于自己工人阶级的身份，后来他地位有所提高，于是更加骄傲，即便这种提高非常有限。但工人身份也带给他无数的羞辱，并让他的生活局限得可怜。这一身份还让他处于一种难以逃脱的愚蠢之中，这种愚蠢使他难以与他人形成良好的交往。19虽然与鲍德温处境完全不同，但和他一样，我确信父亲所生活的环境对他来说是个巨大的负担，这种负担会让生活其中的人受到极大的精神损害。父亲的一生，包括他的性格，他主体化的方式，都受到他所生活的时间和地点的双重决定，这些不利环境持续得越久，它们的影响就越大，反之，它影响越大，就越难以被改变c决定他一生的因素就是：他生在何时、何地。也就是说，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社会区域，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了解世界的方式，以及他和世界的关系。父亲的愚笨，以及由此造成的在人际关系上的无能，说到底与他个人的精神特质无关：它们是由他所处的具体的社会环境造成的。p19

“那种我所排斥和厌恶的东西，是社会强加于他的”。如果我们进行全面的考察，我们就会意识到，像詹姆斯·鲍德温和迪迪埃·埃里蓬这里阐述的一样，那些来自底层的学生的“弱势”，他们在智力、“文化”、各方面的能力和适应力方面的守势，只是整体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它形成了普通人或文化圈中主导意识生产者的偏见，也对那些底层青年造成了损害，造成了他们的自我厌弃，然而这种意识本身是值得质疑的。尤其应该避免把农村学生的现状和他们的自然秉性或者和农村的自然秉性放在一起考虑。同样，对于我们的农村父辈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因为他们身上令人排斥和厌恶的品质而认为他们本来如此，事实上，这种遭到排斥和厌恶的品质是和他们的工作性质，和他们被剥夺的生活经历，和他们不成熟的教育相关的。就像我多次引用的格雷的《墓畔哀歌》：“也许有乡村汉普顿在这里埋身，反抗过当地的小霸王，胆大，坚决；也许有缄口的米尔顿，从没有名声；有一位克伦威尔，并不曾害国家流血。”他们的智能在良好的教育、知识准备的机遇下，也许会使其中的佼佼者成为当世杰出的政治家、诗人，然而并未如此，他们多数结构性地坍塌为社会的底层，除了经济上出卖自己的劳力外无人问津，他们甚至控制性格和脾气的能力都不够，并且相互之间也无法生长出一个自治、内部融洽的共同体，因此只有靠外面的政权来给予他们稳定、判断、远距离组织关系和长远发展的意见，我们应该更多地考察环境对人的排斥和矮化，环境如何把人培育成匍匐、锁定在地上、须臾无法离开的植物，如何使人失去所有可能的机会，并尝试改变这种环境和结构性的不公正，而不是把这种不公的结果为背景来建立自己不可靠的认知。

吉勒-德勒兹（GillesDeleuze）在他的《吉勒•德勒兹的ABC》中提到，“左派”就是“首先感知整个世界”，“关注未来会发生的事”（他们认为第三世界的问题比自己所居住的小区中的问题更为紧迫），而“非左派”则相反，会把关注点放在他们所生活的社区以及国家上。p25

德勒兹的解读与我父母的情况刚好相反：对于平民阶级、工人阶级，投靠左派首先是因为他们想要改变自己每天都要遭受的不公待遇。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抗议，而不是建立在一个宏大观念之上的政治规划。他们只关心自己身边的事情，而不会关注离自己非常遥远的问题，这种遥远既是空间上的，也是时间上的。虽然他们把“应该好好地革命一番”这句话经常挂在嘴边，但这句话只说明他们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以及让他们难以忍受的不公待遇，而不是重新建立一种政治体制。对他们来说，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催生着一切（“这都是注定的”），似乎只有“革命”（人们不会思考如何以及何时何地发动革命）才能对抗那些罪恶的力量（用一种神秘力量对抗另一种神秘力量），也就是右派、有钱人、大人物等——那些给“穷苦人”“和我们一样的人”带来许多痛苦的家伙们。

吉勒-德勒兹（GillesDeleuze）的提法指的更多的是左派知识分子，而不是左派大众，“左派大众”作为一个词汇本身是吊诡的，是事后发明的。事实上，“受苦人”（借用《国际歌》中译本定型下来的一个词），更加符合迪埃·埃里蓬描述的情形，他们不关心遥远的事，不关心叙利亚难民、美国大选（即使关心也只是作为“摆龙门阵”的谈资），这些政治规划、“遥远的地方遥远的人们”的故事，跟他们的实际生活无关，跟他们的知识、趣味也多半没有关系。相反，对整个世界的感知，对未来的感知，对第三世界、“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感知，更多地不是来自受苦人的本能，而是来自知识分子的理解，尤其他们经过对马克思、依附理论或其他各种各样学说的理解恶对全球彼此联系的现状产生的新认识。

我本来也可以和父亲学着干活不是吗？——是因为我竭尽所能地让自己变得不像他，让自己成为和父亲所拥有的社会形象完全不同的样子。后来，当我知道一些知识分子也喜欢干零活时，才发现人们可以一边喜欢读书写字，一边享受体力劳动带来的乐趣。这项发现给我带来极大的困惑：就好像过去一直指导我认知和实践的原理——那个从根本上二元对立的、以此为基础建构了整个世界（实际上只建构了我自己）的原理——突然变得不再稳定，因而我的性格都要开始被质疑了。相似的情况也会发生在体育方面：过去，每当我身边有人在电视上看足球比赛，我整个晚上都会在厌恶中度过，因为我把自己定义为知识分子，并且十分努力地想要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我的朋友喜欢在电视上看体育节目，我一定会深感困惑，因为这颠覆了我过去深以为然，且对我影响很大的价值观。体育、体育文化，是男性之间唯一的共同爱好（女性的共同爱好有很多），还有许多类似的事实，我要一边怀着蔑视或者类似的态度，一边在内心牢记它们应该被给予很高的评价。我需要一些时间来打破这些桎梏（它们使我成为我今天的样子），并在我的精神和现实世界中重新导入那些我曾经排斥掉的维度。

我认识的一些工人或农民出身的大学生，当然是成绩非常优异的一拨人，他们身上对体育和劳动的排斥，和迪迪埃·埃里蓬的陈述极为接近。这些工人农民出生的孩子往往不踢足球，不打篮球，很少去健身，对体力“劳动”怀着泾渭分明的态度。健身对他们而言是无法理解，这当然是他们继承自少年时代风俗习惯的一部分，即一个人应该在干农活或其他工作时节省自己的力气。相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似乎更倾向于通过出汗来锻炼自己的身体。同样地，还有其他一些风俗习惯，是中产阶级在践行，而底层孩子因为自己的出生以来的阅历而感到排斥的，比如吸烟和酗酒，吸烟（往往也伴随成瘾）和酗酒是底层工人、农民生活的两个不稳定因素，这往往带来家庭的争吵、不节制或经济上不善管理的名声。因此，吸烟被建构为一种落后的生活习惯，是一种需要被淘汰的生活方式、观念联系在一起。而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学者们、公司领导们，往往却能够更为平和地看待吸烟和酗酒，以及诸如小孩子打电脑游戏之类容易令人“成瘾”的事，他们更多地把这看成一个人的自由选择，甚至是一种风度翩翩或标新立异的标志，而不把它视为恶习。同样，这也可以推广到熬夜等习惯上，底层的孩子往往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不熬夜，在吃完晚饭，看一至两个小时的电视后就睡觉。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大学生、白领上班族、一线城市的年轻员工，往往把熬夜视为一项个人自由和对时间的支配方式。

此后的好几天，我心中萦绕着一种难以摆脱的负罪感：“为什么我会排斥自己，为什么我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为什么我与资产阶级，或者说小资产阶级的来往让我对自己的家庭感到如此羞耻？在思想上、政治上，我宣称自己反对阶级分化，但为何社会阶级的概念如此深入我心？”同时，我抱怨自己的家庭出身：“多么不幸，”我重复道，“生在这样的阶级。”我在这两种心情之间摇摆着，有时责怪自己，有时责怪他们（但他们对此负有责任吗？又是为什么而负责呢？）。我有一种分裂感，很不自在。我的信仰与我进入的资产阶级世界格格不入，我所秉持的社会批判理念与我本身的价值观相互违背，我甚至不能说这是我不得不接受的价值观，因为没有谁强迫我信奉它，我是自愿地接受了这种统治阶级的理念与评判标准。在政治上，我站在工人的一方，但我厌恶自己的工人出身。如果我不是平民家庭出身（我过去是工人家庭的一员，现在无论如何依旧是工人家庭的一员），那么我的“平民”立场就不会使我的内心如此纠结，也不会让我产生这样的精神危机了。p46

工人身份更多地给工人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带来的不是长期的贫困，而是伦理上的挫败感和负罪感。他意识到自己出生的环境是和自己的教育中被普及的道德伦理知识是大相径庭的，像雷蒙德·威廉姆斯和埃里蓬这样的作家都意识到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需要首先处理自己的身份危机，因为跨越了两种文化，他看起来像是两栖人，在自己从小置身、浸淫的工人文化（通常也是体力劳动的文化）和自己成年后被教养且不得不去尽力去摹仿的文化之间达成平衡，而这首先需要他自己扬弃自身。其中最具有悖谬性的一个地方在于，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比其他人更了解工人，也因此更少幻想，他们的教育使他们指认了自己所从出的文化的劣势，从使他们认同了自己后来被迫趋同的那种文化。这首先表现在他独属的耻辱感。同时，这种羞耻感也不是重大历史事件比如法国抵抗运动中的暴行和战争带来的羞耻感，因为那种感觉更多地被公共化了，成为集体的遗产，作家、导演、艺术家会根据这种共同感觉展开创作、拍摄影片、绘制图画，而属于工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羞耻感，因为并无在其他背景的精英群体中沟通和共情的可能，因此也成为隐秘而私人的，需要自己去梳理化解的。埃里蓬、威廉姆斯、威利斯这样的文化研究学者已经提供了关于工人出身知识分子精神史的少量线索，这些线索无疑极其重要，并有望在后来的历史中沉淀为传统，但是它到今天为止仍然不是被普遍分享的。一个工人家庭的孩子得经过诸多训练，也许还有机缘和运气，才能偶然地读到这些跟他们自己息息相关，也许能够为他们的行为提供镜鉴和指导的思想者的存在。

如果我没理解错母亲的意思，外祖母是一个自由的女人，她喜欢晚上岀门，喜欢寻欢作乐，她身边的男人一个接一个，从来没想和某个人建立更加密切而长久的关系。她的孩子对她来说必然是一个累赘，而成为母亲对她来说也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而是不得不忍受的命运。在当时，避孕措施尚未普及，而堕胎则可以把人送进监狱。她在战后就曾因为堕胎进了监狱。她被判了多久的刑期？我不知道，我母亲也不知道。男人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放纵，但女人不行。在工人阶级中间，一定程度上的性自由无疑是存在的，至少可以说，以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这种性自由是存在的，于是这些想要以不同方式生活的人便被一些道德卫士称作放荡下流。而对于女性来说，选择自由的生活方式还具有危险性。p48

工人阶级的性风俗，相比资产阶级而言的性自由的存在。

那次突如其来的愤怒，是母亲在发泄因为不能继续学习而产生的挫败感。这类事情之后也发生过多次，每次的发泄方式有所不同：有时是一种让我想要反驳的直接批评、一种反对意见的表达。比如：“你虽然上了高中，但这不代表你比我们高级。”或者“你以为你是谁？你觉得自己比我们都有能耐是吗？”有多少次，我还会回想起来，自己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但更多的时候，母亲只是会提醒我，她年轻时没有我所拥有的机会：“我没能……”或者“我从来没有机会……”对上学这件事，父亲只是通过不断地讲述自己年轻时的境遇来表达他对于孩子们今天可以获得的机会的惊异（他有时甚至不赞成我们继续读书）p54

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你几乎无法辩解，因为他们说的也是部分事实。我们如今的受教育，和他们当时普遍的不受（高等）教育，理由是一样的，那就是外在的经济社会因素所提供的水平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代人与另一代人的不同，如今我们身上的幸运和此前他们身上的不幸是同样发生的。同时，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他们也许并非自觉地采纳了1950-1970年代电影中的思维方式，而且很大程度上我确信我的判断——但他们的观念确实和1950-1970年代电影中的思维方式非常接近，贬低技术工人，本能地相信体力劳动，甚至认为青春期时期身高更高、发育更快的人更具有优势。还有很多我们在1950-1970年代电影中能看到的价值观，比如迷恋传统技术，鲁班式的不需要数学公式而是通过师傅传教的技术，而对文雅知识则往往瞧不起。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近期只关注了1950-1970年代文化中的电影方面，加上之前读到的一些小说，因此我碰巧发现了这种相似。而他们之所以和我看到的1950-1970年代电影中的某些工人/技术话题相似，不是因为他们是那种文化的结果，而是因为1950-1970年代电影摹仿了工人的文化，包括他们看待技术的态度。而这种文化和态度是从1950-1970年代延续至今的，在导致那些电影情节的更早年代也是在中国土地上长期存在的。换言之，它是几乎不变的传统的一部分。

1967年，母亲生下了最小的孩子，于是在做了很长时间清洁女工之后，她停止了工作。但这并未持续多久：经济压力让她不得不在工厂找了一份需要每天辛苦劳作8小时的工作（中学毕业会考之后的那个暑假，我在那里待过一个月，于是我目睹了这份“工作”真实的样子），以此来保证我可以继续在高中课堂上学习蒙田和巴尔扎克，并且可以进入大学，整夭整天地在房间里研读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她午夜才能入睡，凌晨4点便要起床工作，而我会研读马克思和托洛茨基（Trotski）.波伏娃和热内直到天亮。我只能援引安妮•厄尔诺在提到她开杂货店的母亲时所使用的简单描述，来揭示这赤裸裸的现实：“我深知她对我的爱，以及我们之间的不平等：她从早到晚给我烹制土豆和牛奶，好让我可以坐在阶梯教室里听老师讲柏拉图。在母亲工作的15年中，她每天都要站在组装流水线前，不停地把盖子盖在广口瓶上，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有10分钟的时间可以请假离开去卫生间，如今，当我看到她因为多年的高强度劳作而身体痛得动弹不得，便理解了社会不公最为具体的含义。甚至可以说“不公平”这个词本身也相当委婉，它掩盖了真正的现实：赤裸裸的、暴力的剥削。一个年迈工人的身体，可以体现阶级社会全部的真相。这个工厂里的工作节奏快得让人难以置信，不过其他工厂也是一样：管理者会在某天花几分钟记录一个女工的工作速度，然后就把它规定为工人们的最低工作速率。这规定已经足够夸张，甚至不人道了，但更有甚者：工人的报酬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奖金，这奖金来源于个人的日平均工作量。母亲对我讲，她和她的工友们甚至企图达到标准速率的两倍。晚上，她“精疲力竭”地回到家——就像她自己形容的，但她很高兴，因为她赚到的钱可以让我们生活得像点样子。我不能理解这样的工作强度和抗议这种工作强度的口号（“打倒严酷的工作速率”）为什么能够以及如何从左派言论中，甚至从他们的世界观中消失，因为这样的事实是如此具体地涉及每个人的生存状况，比如：健康。p56

这是一个例证，在培养出了知识分子的工人家庭，你无法说这个被培养成功的知识分子对于家庭中的经济承担者——往往是工人父母亲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多数情况下，他们最终会意识到，他们的生活不会随着他们子女的受教育而有改善，相反，在他们最终能够成家立业、建立稳定的中产生活基础之前，他们往往还要给家庭带来十几年的负担，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孩子十五岁就能出门打工，而在继续高等教育的情况下，他可能至少得二十五岁之后才能自立，而在比如像我本人的情况下，则直到三十岁以后（读完博士）才能说能够给家里提供些微的良性反馈。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相当于养两个孩子的成本。我父亲就经常跟我说，“等你读完博士就相当于念了二十多年的书”。最初我对这种计算方式感到愕然，因为为了在高校拿到教职，这不是普遍需要的时间长度吗——如果你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算的话。但是父亲显然不这么认为，他始终把我放在他自己生活的坐标之中，比如把我和那些和我同龄的人相比，他们中很多初中没有读完，因此早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成家立业”了，即使其中少数几个读大学的，也很快在大学毕业结婚了。而我似乎成了一个无法消化的特例。再加上我本科期间没有给家里提供任何新的改变，反而因为学费和生活费的需求而进一步加剧家庭的负担，使他们很早就意识到家中有一个具备拿更高学位潜力的人并非一定是一件好事。所以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也仅限于对我继续深造不置可否，而不是踊跃支持。同时，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每天研读亚里士多德、巴尔扎克、马克思，而他们则计算则自己微薄的工资、社保基金与礼尚往来的支出，跟自己的老板斗智斗勇。“经济压力让她不得不在工厂找了一份需要每天辛苦劳作8小时的工作（中学毕业会考之后的那个暑假，我在那里待过一个月，于是我目睹了这份“工作”真实的样子），以此来保证我可以继续在高中课堂上学习蒙田和巴尔扎克，并且可以进入大学，整夭整天地在房间里研读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她午夜才能入睡，凌晨4点便要起床工作，而我会研读马克思和托洛茨基（Trotski）.波伏娃和热内直到天亮。我只能援引安妮•厄尔诺在提到她开杂货店的母亲时所使用的简单描述，来揭示这赤裸裸的现实：“我深知她对我的爱，以及我们之间的不平等：她从早到晚给我烹制土豆和牛奶，好让我可以坐在阶梯教室里听老师讲柏拉图。在母亲工作的15年中，她每天都要站在组装流水线前，不停地把盖子盖在广口瓶上，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有10分钟的时间可以请假离开去卫生间，如今，当我看到她因为多年的高强度劳作而身体痛得动弹不得，便理解了社会不公最为具体的含义。”在这两种关注点各不相同，而在投入程度上都具有高强度的生活之中长期共处，无疑会发生难以化解的矛盾。作为结果，像我本人经历的案例，一个最终培养成的知识分子，会感到随着自己教育程度的增加，自己和自己所出身的工人家庭之间的张力的加剧，矛盾的更加不可消弭。如果处理不周，他甚至会为自己赢得不孝子的名声。

这同时也证明，家庭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环境，它充满了变数：如果我的兄弟们成为律师、艺术家、作家……我就会经常与他们来往，就算关系并不亲密，我还是会努力维系兄弟之情，并打心眼里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兄弟。对于我的叔叔、婶婶、堂兄妹、表兄妹、侄子侄女，道理也是相同的。如果说，人们拥有的社会财富首先应该由人们所维系的、可调动的家庭关系构成的话，可以说我的人生轨迹（以及其间我与家人关系的断裂）让我变得身无分文，甚至负债累累：我所经历的不是对家庭关系的维护，而是抹杀它们。在很多资产阶级家庭，人们会与远房的兄弟姐妹保持联系，而我，曾经试图远离我一母同胞的亲兄弟。所以，当我在人生旅途中遭遇困难、需要帮扶时，我无人可以求救。p61-62

从工人阶层脱颖而出的知识分子，往往会经历必然的跟他们亲人关系的梳理，这是必然的，因为知识分子讨论的话题、关注的对象、人生关系和工人阶层没有太多交集，如果不用心去维护，这种关系必然会走向疏远。这和一个人经营人际关系的能力无关，换成任何人处在这样的关系中，都会感知到这种关系带来的撕裂和不兼容，并为这种不兼容所影响。他会使一个人变得敏感，变得在社会习俗上无所适从。换个角度设想，如果他的周围像其他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人一样聚集着高级知识分子，那么他的人生轨迹和可分享的社会关系、生活经验都会不同。但是，又不能认为一个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另一种环境中就能生活更好，或作出更好的成就，反之亦然，不能认为一个中产家庭出身的人在工人背景中会同样脱颖而出，毋宁说，两种环境中对于脱颖而出者要求的素质也是不一样的，在工人群体中生活并成长的知识分子，往往需要坚韧的毅力，需要在环境的经常是不利的影响坚持自己主见的意识，需要克服各种危机专注于自己的能力，而在中产阶层，所需要的可能更多的是抵抗诱惑、洞察力和同情心、调动周边资源并使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的能力。

我总是埋怨父亲是他本人的这个样子，他就像工人世界的一个缩影，如果我们从未属于过这个阶级，从未在他们中间生活过，我们就只能在电影和小说中见到这种形象。“这是爱弥儿•左拉式的°”母亲对我讲道，虽然她没有读过一丁点左拉。如果我们属于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曾同他们生活在一起，要承认自己属于他们中的一员又非常困难。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我书写这本书的方式（无论是对于我还是对于读者）首先假设了我本人在社会归属上并不属于他们，我也知道他们不太可能成为这本书的读者，我在书中竭力描绘和还原的，是他们那种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人们并不经常提及工人阶级，当我们提及时，多半是因为我们走出了那个阶级，但当我们说我们走出了那个阶级，并很高兴自己走了出来时，这本身就重新否定了他们存在的社会合法性。p65

在这个意义上，工人是不可再现的，就像在广义的意义上，可以说，底层是不可再现的。因为任何一种再现都意味着扭曲和外在性，一个工人阶级是没有办法再现自身的，因为他缺乏与再现相关的文化机能——文学、绘画、戏剧、影视无不需要超出工人阶级经济能力和文化能力的支撑，而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本身就不再是工人阶级，他即使想要极力再现自己所成长的文化，也仍然和仍置身其中的工人的视角完全不同，其中的天壤之别，无异于埃里蓬的叙事中“我”与父亲和母亲之间的相互不理解，作为一个隐喻，它也是工人阶级自身和出身于工人的知识分子之间关系的象征。